一、《论贵粟疏》的思想基础和背景

《汉书 晁错传》说：“晁错，颖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与雒阳宋孟及刘带同师。”商即指商鞅，这个比晁错早200年左右的政治改革家，以变法使战国时落后的秦国迅速强大，“倾邻国而雄诸侯”“至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汉书 食货志》）”，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学习的过程中，晁错是认同商鞅的思想的。以致在分析民众被利益驱动时，《商君书 君臣》说：“民之于利，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晁错《论贵粟疏》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如出一辙。重农思想是商鞅经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他认为“民不逃粟，野无荒草”是富国的唯一途径。他强调“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同时，商鞅还认为，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朴愚少诈，安土重居，容易为国家征发和驱使。

这种思想被汉人所接受，班固在《汉书 食货志》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更记录了晁错的言论：“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不农与不地著的后果是严重的。

商鞅因为把“农”作为富国的唯一途径，因此十分重视“农者”与“食者”的比例，主张限制和压缩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口，堵塞农战以外的一切可以获得名利的手段，迫使想求名利的人们致力于农战，进而提出“事本禁末”，制定了一系列打击“商贾、技巧之人”的严厉措施，包括加重工商税，提高酒肉价格。“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商君书 垦令》）。”征收十倍于本钱的税额。然而对“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 商君列传》），耕织好的农业家庭可以免除一家人的赋役，减轻他们的租税负担。汉朝初年，战乱之后，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国家经济百废待兴。汉高祖刘邦接受陆贾“居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建议，令其著书，是为《新语》。陆贾首倡以“无为”治天下，推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三大经济政策。虽然还没有将“重农”提到后来的高度，但已将农业作为“本业”，认为“天地万物，以地养之”“弃本趋末”是“淫邪”之行。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汉朝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到“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却仍“时民近战国（《汉书 食货志》）”。“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为此痛心疾首的太傅贾谊给汉文帝上《论积贮疏》，慨叹“今背本逐末，食者之众，是天下之大贼也”，建议“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文帝“感其言，使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晁错正是在此时给文帝上书论“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之事。其中劝农部分就是有名的《论贵粟疏》。他继承了商鞅及其以后的重农政策、地著观念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沿袭了有汉以来陆贾的重农理念，与同时代的贾谊交相呼应，力倡重农。与之不同的是，晁错的《论贵粟疏》并不像商鞅的“农战”政策那样“刻薄少恩”，也不像贾谊偏重于政治的理想主义，而是注重“重农”政策的实用性，提出了“贵粟”“受爵”“免罪”的具体办法，因此被汉文帝采纳。经过文、景两朝的实行，到了汉武帝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良好经济发展局面。

二、晁错《论贵粟疏》的实际效果

富民惠商是“重农贵粟”政策的实际效果。晁错《论贵粟疏》认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并指出，商人无农夫之苦而有阡陌之所的，富比王侯，力过吏势，因而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的现实状况，但并没有提出限制商人的具体办法，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农民进行对比，说明重农贵粟的重要性。《汉书 食货志》记载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令民入粟，六百石，赐予上造（第二级）爵位；四千石，赐予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赐予大庶长（第十八级）爵位。五大夫以上才可以免役。那么，能入粟拜爵，赎罪免役的应该“皆有余者也”。而这之中当然包括商人。商人从中得到了社会地位，满足了精神追求和政治追求，得到了实惠。同时，入粟拜爵完全是自愿的，并不是强令执行的，而是通过政策使商人的“有余”补到了农民的“不足”“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商人和农民都得到了实惠，是“令出而民利”“顺于民心”的大好事。因为入粟拜爵，国家粮食得到了保障。汉文帝还“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更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虽然晁错的时代已不是“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于灾年“凡米石五千人，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惨淡汉初，但国家仍然不富裕。自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实行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到了汉武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库府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头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成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社会富足安定。

（节选自：张立环：《现代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