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了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也因为其由晋商创办经营，故被称为“山西票号”或“晋商票号”。 《中国金融与汇兑》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可见，晋商票号对于中国近代经济金融发展的贡献以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光绪九年新正月蔚泰厚票号总流水账（来源：晋商博物院）

日昇昌票号是开办最早的晋商票号，也是晋商票号的典型代表，系雷履泰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西裕成颜料庄改成。日昇昌票号成立后，平遥县相继有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等21家票号崛起，并迅速向全国拓展。晋商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繁荣。此外，票号商人与官府合作，代理清廷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发挥了代理国库和省库的职能作用。

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程度大大加深，部分晋商票号在日本、朝鲜等国设立分号既与外商开展竞争，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贸易和民族资本的发展。

1904年，晋商票号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其营业地域之广为当时中国商界所罕见。

辛亥革命后，随着西方金融业的兴起，以及受国内时局动荡等多种因素影响，晋商票号由盛转衰。近代银行的经营技术和方式比票号先进，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很快就衰落了。特别是由于票号长期以来对清廷经济过度依赖，清廷被推翻后票号衰落就在所难免。至20世纪20年代，晋商票号几乎消亡。

晋商票号与闽粤地区的侨批业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给今天留下了优秀的金融文化遗产，值得现代金融人加以传承与褒扬。

一、信用文化

晋商票号与侨批业能够持续经营百年，最核心的与最根本的便是信用。实际上，这两者经营的同是信用产品，均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的诚实守信理念的基础上方能有效地拓展业务。侨批信局的经营者基于血缘、地缘等乡谊关系，做熟人熟客业务。对称的信用信息，既是业务的基础，也遏制了违约事件的发生。“了解你的客户”成为当今银行拓展业务的最基本要求，其中就包含着这种信用文化因子的传承。

二、制度文化

制度建设是企业强大的重要保证。晋商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地方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包括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严谨的用人机制、严格的师徒制度、较为合理的激励机制和严密的内控制度等，从而保证了票号健康经营与发展。天一信局创办者郭有品从最初的个体“水客”发展到创办天一信局的过程，也是靠制定和执行一套完整的制度，以此保证其信用的延续性，从而做大了侨批业务。王顺兴信局创办人王世碑亦有类似的成功做法，至今仍保留着信局《约章》此外，侨批业为提高运行效率，还建立了一些特殊的运营制度，如“代理制”“帮号制”“三盘制”“垫款制”“山票制”“合伙制”等。

三、创新文化

晋商票号与闽粤侨批业都有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晋商票号创新推出纸质的汇票（即信用票），解决了长途运送现银的困难。闽粤侨批经营者建立“信、汇合一”的侨批经营模式，满足了旅居东南亚的闽粤华侨对于汇款和通信的需求。更有甚者，常年居住海外的闽粤侨批商人有着很强的海洋意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其不断接受西方先进的银行和邮政技术，并应用于侨批业经营之上。除原有的侨批信汇外，他们还效仿银行，采用信局票汇和电汇方式，以提高侨批汇款的运行效率。

四、精神文化

晋商票号与闽粤侨批业经营者同样拥有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山西地处我国中部腹地，传统的“陆地思维”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人民世代以农耕为生，他们勤劳、进取、开拓、自强不息，因此得以首创票号开拓了中国汇兑业之先河，影响了中国经济金融界近一个世纪。闽粤人民居住于陆地边缘，长期以来以海为田、以舟为马，造就了坚韧不拔、敢于冒险的性格，又兼备海洋思维与国际化视野，因此侨批业者能够以其开放的心态、诚信的经营准则以及国际化网络经营的视野，因时因地而变，创造性地发展了侨批业这种特殊的商业模式。且在侨批业消退之后，使其得以转化并获得了新生。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侨批业归并国家银行后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国外侨批局中部分转变为银行，有的甚至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华资银行。

左：同治十三年山泉号万金账（晋商博物院藏）

右：1948年实叻陈莲音寄潮安慈亲侨批（岭南金融博物馆藏）

在如今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金融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旧式金融所遗存的金融文化精髓，正在融入现代金融各类业务和服务之中，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黄清海：《闽粤侨批业与晋商票号之金融文化传承》，《福建金融》2015年第1期。）